《袁振英传》介绍袁振英生平事迹。（大公报）

谁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答案是明确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时全国的五十三名共产党员，谁居其中之一，谁就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

那么，谁是香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在最早的五十三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有香港人吗？如果有，他就是香港最早的共产党员！

香港，作为近代中国遭受外国侵略最早、受压迫最酷、近代工业及其产业工人出现较早、规模较大且西方新思想传播较快的一个地方，从理论上确实会出现得风气之先的先进人士，从大家对于香港为民主主义革命所作出突出贡献的认知来看，有港人出现在最早一批共产党员的行列也应该不足为奇。

在中国最早的五十三名共产党员里面，确实有一位从香港走出去的先进青年，他就是袁振英。袁振英在一九二○年七月至一九二一年七月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协助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先后参与创建了上海、广州的共产党小组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因此，在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二○一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叙述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过程时，两次提到袁振英的名字，充分肯定了他对创建中国共产党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中国共产党不会忘记袁振英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然而，很多人都对袁振英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不了解其贡献，也不知其大致履历，让我们走进这位香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吧!

袁振英，别名仲勋，笔名震瀛、震寰等，一八九四年七月十四日生于广东省东莞县温塘乡(现东莞市东城街道温塘社区)。

袁振英受家庭薰陶，自小就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其父袁居敦是一名塾师，经常以其先祖袁崇焕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子弟。正如袁振英所说：“我们常常想起祖宗袁崇焕督师，忠义便由然而生了。”

一九○五至一九一五年，袁振英在香港求学，形成了其民主革命及无政府主义思想。一九○五年，其父袁居敦携妻儿到香港谋生。袁振英即先后在香港英皇书院、皇仁书院读书，接受西式教育，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袁振英在香港皇仁书院读高中期间，结交东莞籍学长李文甫、林直勉等，受到他们的反清革命思想影响。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其中李文甫中弹被俘，慷慨就义。袁振英为自己年少未能直接参加这次起义而深感惋惜。一九一二年底，袁振英在香港皇仁书院与同学杜彬庆、钟达民等人组织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大同社”。大同社主张无家庭、无国家，提倡世界大同，与广州刘师复成立的心社遥相呼应。从此，无政府主义成为影响袁振英一生的政治思想。

一九一五年，袁振英从香港皇仁书院毕业，考入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英文门(惯称西洋文学系)学习。一九一七年底，袁振英又考入北大文科国文门的研究生。

在北大读书期间，陈独秀、蔡元培、辜鸿铭、胡适等是其尊敬效法的老师。受陈独秀影响，参与《新青年》杂志的投稿及开始关注苏维埃社会主义思想。一九一八年毕业后，袁振英先后在广州、菲律宾、香港等地从事教书和媒体工作，在菲律宾组建华侨工党，还发动省港媒体记者组成“广东游东(日本)记者团”，到日本、朝鲜、台湾等地宣传反对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

一九二○年七月，袁振英结束广东游东记者团工作来到上海，适逢陈独秀脱离北京大学在上海筹组共产党小组，袁即接受陈的邀请帮助编辑《新青年》杂志和筹组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年八月，正是在上海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成立了当时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先后有十七人加入共产党小组，他们是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同月，上海共产党小组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任书记。这是中国的第一个青年团组织，袁振英是创始人之一。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者有八人，他们是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团务由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主持，团址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

除参与创办上海共产党小组，袁振英接受组织派遣，担任《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及《共产党》月刊编辑，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作出突出贡献。身为这个专栏的主编，袁振英的翻译与编辑工作非常繁重。据统计，“‘俄罗斯研究’专栏共刊出介绍苏俄的译、著三十八篇，其中译文三十五篇，震瀛署名翻译的就占了二十四篇。第八卷第四号(一九二○年十二月一日)的十三篇文章全是袁振英一人翻译。”这个“震瀛”，正是袁振英的笔名。

袁振英还发挥其英文好的优势，积极参与培养党的优秀青年干部。一九二○年九月，在上海共产党小组领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外国语学社。这是一所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招收上海、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的青年，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同时参加一些革命活动。外国语学社教员有杨明斋、李达、李汉俊、袁振英、沈雁冰等，袁振英担任英文教学工作。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就是外国语学社的学生，有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等二三十人，随后他们被送到苏俄留学，绝大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

一九二○年底，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邀请，到广东就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袁振英亦随陈一同赴粤。一九二一年一月，袁振英就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现广雅中学)校长，积极支持陈独秀教育改革工作。作为“陈独秀的高足”，在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社从上海迁到广州后，袁振英仍任“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在广州出版发行，这一期“俄罗斯研究”专栏发表了四篇译文，其中的《俄罗斯》、《列宁与俄国进步》两篇就是袁振英的译文。

袁振英在从事教育并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杂志的同时，还积极与广东原来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作斗争，肃清他们的影响，建立真正的共产党组织。一九二一年春，在陈独秀的主持下，符合苏维埃原则的广州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成员有九人，他们是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袁振英、李季、沈玄庐、米诺尔、别斯林，陈独秀任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六个地方组织之一。这样，袁振英也成为跨上海、广州两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员。

为了专事于教育及研究工作，一九二一年八月，袁振英辞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职务，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因此，就脱离了党组织。一九二四年毕业受孙中山邀请返粤，就任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教授。此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旧友的关怀，担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直到一九七九年病逝，享年八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