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呼啸而来。抢抓数字化发展先机，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大布局。广东如何乘势而上？“广东有条件引领数字化发展。”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数字经济研究室主任蔡跃洲研究员接受南方+专访时表示，广东有良好的数字产业基础，加之拥有一批优势制造业集群，产业配套完善，有集聚和协同效应，在工业互联网时代这些优势将会被进一步放大。

广东具备大量数字经济应用场景

南方+：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广东“十四五”规划都将“数字化发展”单列成章，这凸显了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性，您怎么看？

蔡跃洲：“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体系来驱动的，代表了整个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第二，“十四五”时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要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数字技术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第三，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和疫情全球蔓延相互叠加影响的背景下，我们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展数字经济能帮助畅通经济大循环中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成为转型赋能，打通堵点的重要手段。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了。

南方+：数字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十四五”期间，广东应如何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

蔡跃洲：数字经济是人类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第三种经济社会形态。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历了信息互联网、消费互联网两个阶段，正在向工业互联网阶段全面迈进，目前处于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前期。随着数字化发展深入推进，经济社会运行的模式将会发生进一步的改变。比如信息传播习惯的改变，已经由信息互联网普及之前的纸媒、广播、电视等点对多模式转变为当下传播方和接受方交互的多对多模式。

当前，国际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欧盟、日本等都围绕数字经济出台了相应的发展战略计划，在这个领域大家都不想被落下。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有着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从世纪之交的信息互联网开始，中国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整体实力仅次于美国，在不少应用领域已经实现了赶超。

“十四五”发展数字经济，广东当仁不让要继续扮演排头兵引领者的角色。深圳市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产业创新能力突出。粤港澳大湾区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完善的产业配套，产业集聚已经实现了溢出效应、协同效应，借助工业互联网有望将产业链上下游更为紧密地联在一起，产业集聚的优势将会进一步被放大。广东省人口众多、人均GDP高，经济体量大，在自身区域范围内就能够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进而衍生出很多数字技术应用场景。

工业互联网推进阻力大于消费互联网

南方+：广东既是电子信息产业大省，具备数字产业化的良好基础，又有灯具、服装等众多传统制造产业，亟待数字化转型。广东在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上有哪些优势和挑战，应如何推进二者协同、融合发展？

蔡跃洲：广东有很好的数字产业基础，培育出华为、中兴、大疆等龙头企业。总体来说，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有着规模体量上的优势；在技术层面跟世界领先水平相比，已处于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状态，不少领域已经开始领跑。以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以社交为切入点，在推动上一轮消费互联网发展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腾讯也在全面介入工业互联网。诸如美的等制造业龙头企业，则在借助产品和市场优势来构造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全力打造以制造商为主导的产业生态体系。

“十四五”时期加快数字化发展必须要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但工业互联网跟消费互联网、信息互联网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要转变信息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惯性思维。工业互联网不可能像消费互联网呈现快速膨胀的势头，这是由它的技术特性所决定的。工业互联网建设需要分行业推进，每一个具体行业、具体企业，其专属技术特征都是不一样的，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改造有难度、有门槛。消费互联网，只需要做好供需双方的信息对接，解决支付、物流问题，应用场景总体比较简单；在工业生产制造领域，很多场景中都存在大量由工人长期经验积累形成的默会知识。有些经验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怎么样利用数字化技术将这些默会知识沉淀下来转化为编码知识，具有很大的挑战。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技术层面存在障碍。从微观层面来看，转型需要信息技术和操作技术的融合，难度很大，需要有复合型人才，既要懂编程，又要懂操作。从宏观层面来看，我们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还受到很多制约，比如通用型的工业软件、工业操作系统，同高端芯片一样都存在“卡脖子”问题。

第二，数据安全问题比较突出。理想状况是采集的数据都放在云端，便于实现数据的交互、共享。但是，企业数据存在的安全问题比个人数据安全问题更突出。因为这些数据包含了企业的技术秘密、商业秘密。如果是一些关键企业，其数据还涉及到国家安全。这就导致很大比例的企业对于将自身数据上云连接共享的意愿不足。另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工业运行数据的大比例上云也要谨慎。

第三，资金问题制约企业转型。我们在广东、福建等地开展实地调研发现，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讲，由于盈利能力较弱，很多难以承担数字化转型所需的巨大投入。而且投入后还不一定能直接带来效益提升。

从实证的角度，我们发现ICT（信息通信技术）对生产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大概有5年的滞后期，因为改造完了以后，工人要适应和学习，还有很多互补性的要素资产需要通过一段时间才能与之匹配磨合。

另外，发展工业互联网还要注意产业生态的健康发展问题。当主导企业具备对整个产业生态系统的控制能力以后，如何保证它能够不滥用自身优势地位侵害产业生态其他主体利益，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这对行业监管部门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政府推动要以引导助力为主

南方+：广东“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支持工业企业“上云上平台”，高标准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示范区。数字化在提升产业链质量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政府和市场应如何协作？

蔡跃洲：从理论上讲，数字化对于提升产业链质量肯定能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通过数字技术的渗透，产业链供应链各个环节能够更好地进行衔接，从而促进产业循环的畅通，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效率。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让产业链供应链涉及的生产、交换、流通各环节畅通起来。因为数字经济时代，整个社会运转是信息流引导物质流和资金流，信息畅通了，物质就会随之有序流转。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部门的推动要以引导助力为主，实行普惠政策，通过市场化的方式用有限的资金撬动更多的资源项目，着力激发企业的主动性。

比如浙江省新昌市，当地特色产业是轴承加工和生产。当地有一家轴承生产设备供应商浙江陀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在工业互联网建设过程中华丽转身为（中小）企业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形成了工业互联网建设的新昌模式，其主要措施包括：（1）新昌市政府出资500万元，陀曼公司拿出500万元的优惠额度，共同成立一个（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免费体验基金，开展“百企改造”；（2）初期每个企业数字化改造的基本费用大约为20万元，全部由基金负担，接入平台后直接享受5个基础模块的免费服务；（3）陀曼公司只对接入企业提出的深度服务模块进行收费。接入企业生产数据上传云端后，实时分析预警，事前预防，过程监控，非常受用户欢迎。目前，陀曼公司的平台已接入1200多家企业，有8000多户活跃用户，其中，新昌市221家轴承生产企业均接入平台。客户企业95%为中小微企业，仅5%为大型企业，真正实现了赋能中小微制造企业，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广东在推进工业互联网进程中要因地制宜，根据行业特点分类施策，要注重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广东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效，下一步要发挥现有的集群优势，配合国家实验室、省级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向最前端的核心环节进军，反哺基础研究。因为要做排头兵、引领者的话，不能满足于现状，国家对广东的要求不止于此，广东应该向科技前沿的无人区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