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目标之一
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目标之一。韩正副总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强调，“要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依托湾区城市群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当今世界城市、经济及科技融合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客观趋势，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需要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研平台、国际水准的科研团队、国际化创新型教育、开放协同创新、科研体制改革创新供给等方面发力，提升整体科技创新能力。
1、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为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技术变革提供极限研究手段的大型复杂科学研究系统，是突破科学前沿、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科技问题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对比发现，旧金山、纽约、东京、北京、上海等创新中心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都被纳入了国家创新体系，并予以重点布局。
以旧金山湾区未来，他已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拥有一大批国家顶级实验室。
在我国，已经建成的大科学装置22个，国家“十三五”规划新建大科学装置16个，其中北京有7个，上海有5个，均是大科学装置的高密度布局城市。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有所突破，大科学工程体系逐步健全，中国（东莞）散裂中子源、中微子实验室（江门）、加速器驱动澶变系统研究装置（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惠州）等重大基础设施将陆续投入使用。但与三大湾区和北京、上海等地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度和系统性还有待加强。着眼国际科技竞争需要，粤港澳大湾区还需要聚焦更前沿科技创新工作，建议在现有大装置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布局若干国家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夯实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支撑。
2、重大科研平台
重大科研平台是吸引和汇聚顶尖科学家，开展重大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旧金山湾区拥有大量由联邦资金支持的研究中心和实验室、独立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全球研发1000强企业中，大概有100家在纽约湾区设立了研发中心，比如谷歌、苹果、亚马逊、微软、IBM、华为等，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积极布局各类创新平台，工程研究逐步体系化，拥有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省重点实验室、省重点科研基地、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载体。
与此同时，去年12月，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深圳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等首批4家广东省实验室启动建设，目标是培育创建国家实验室、打造国家实验室“预备队”。
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会议强调：“中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在香港建立中国科学院院属研究机构，支持澳门建设中医药科技产业发展平台。”中国科学院作为我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在全国设立了12个分院，有10类院属机构。从香港的科技比较优势和发展诉求来看，可能会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布局若干研究机构。这样可以通过中科院把香港优势领域的科研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也将有利于促进其融入国家科技体系，更紧密地参与国家科技创新事业。总体而言，“在香港建立中国科学院院属研究机构”丰富了中科院与香港科技创新合作内容和形式，对于完善和增强粤港澳大湾区科研平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3、国际水准的科研团队
今年年初，总书记在广东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中之重的任务是要培育和汇聚一大批高水平科研人才团队。
以旧金山湾区为例，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就有5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硅谷地区拥有1000多名国家工程院和科学院院士，数万名工程师，25岁以上人口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20%，吸引了全球100多万名高科技人员，还拥有一大批青年创业者。
再来看纽约湾区，仅纽约州就集聚了美国10%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超过40万名。纽约大都市范围内的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大学的校友中共有100多位获诺贝尔奖。
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创新人才栖息地。广东省大力实施“珠江人才计划”、“扬帆计划”、“广东特支计划”等，吸引了一大批优秀创新人才团队落户广东。依托香港、广州、深圳等城市知名院校，培育了一批院士科学家团队。但与国际知名湾区相比，我们的科研人才数量、质量等都还存在一定差距。
面向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定位，需要加快完善人才发展政策体系，形成更加精准、更具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优势，全球遴选和发掘前沿领域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领航型创新型企业家及一大批高质量科技技能人才。
4、国际化创新型教育
发展国际化开放式创新型高等教育是系统提升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技创新协同能力的前提条件和长远战略安排。三大湾区高校数量众多，具有世界影响力，它们不仅发挥着知识传授、科学研究、创新创业等功能，而且还不断培养创新人才、产生新知识、衍生新企业。
旧金山湾区大学数量70多所，大概每10万人和每245平方公里就拥有一所大学。2017年大概有10所大学进入全球100强，其中，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别位居第3、第5和第25名。纽约州有300多所高等院校，学生人数占全美的10%左右。整个纽约湾区有5所世界100强高等院校。东京湾区是日本的科研和文化教育中心及人才高地，东京集中了日本30%的高校和40%的大学生。
再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各类高等院校170多所，约占全国的6%。内地九市院校相对集中，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区比还相对较弱，占全国比重相对较少，排名靠前的高水平大学不多。香港、澳门，尤其是香港是国际一流大学的集聚地，有5所大学进入世界100强，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土木工程、医学等学科实力较为突出。然而，香港大学的知识转化、服务带动能力还有待提升，与哈佛、斯坦福等顶级大学相比，综合能力还存在一定差距。
下一步建议，一是大力支持香港等城市的高校建设基础研究机构，增强知识创新能力，提升全球知名度，培育世界一流学科，打造湾区科学研究的重要引擎；二是支持开展高等教育创新导向功能改革，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推进高等教育由知识灌输向创新培育转变，增加对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需求的敏感度；三是支持香港、澳门高等院校与内地科研机构加强产学院合作，把港澳科教优势转化为湾区科技创新能力。
5、开放协同创新
会议强调：“要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中可以看得出，推动开放创新和协同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必选题。
开放创新表现在创新资源汇聚的国际化、创新活动组织的国际化、创新规则的国际接轨、创新能力的全球辐射等方面。以旧金山湾区为例，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人才集聚的规模效应有效地驱动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增加科技创新产出，推动高技术产业的集聚与发展。硅谷地区外国出生人口比例约为36%，加州、美国这个比例仅为27%和13%。硅谷地区的科学和工程领域60%以上是外国移民，美国不到30%。
再来看粤港澳大湾区，除了香港和澳门，内地九个城市的国际人才比例是比较低的，国际科研活动还不够多。面向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要建立一套有利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就业、发展的系统制度安排，面向全球吸引人才、利用人才。除此之外，建议设计全球性科技创新议题和创新活动，布局一批海外创新中心，优化全球创新网络，开展开放式科技创新合作。
在协同创新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特殊性，在全世界湾区中独一无二。在这样一个丰富多元的区域开展科技创新工作，协同合作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前不久，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文，支持香港高校和科研机构申请中央科研计划，允许科研资金跨境使用。这仅仅是中央支持港澳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政策的突破与放宽，将有力促进创新要素资源在内地与港澳之间高效便捷流动。
再从空间上看，会议提出的“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比原来广东省提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有所延展。接下来，随着一系列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和便利化政策措施落地，围绕这条创新走廊的“区域协同创新”活动将更加紧密和密集，将会发挥更大的脊梁支撑作用。
6、科研体制改革创新供给
以科研体制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科技“软环境”营造是促进区域科技发展的核心动力。世界三大湾区一系列关于创新成果保护和激励、金融支持、税收安排等制度安排，比如美国的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拜杜法案、联邦技术转移法，日本的促进基础技术开发的各项税制、大学技术转让出让促进法等等，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成为世界上创新生态发育最成熟、创新集群最具多样性、创新环境最优越的地区。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除了在大装置、大平台、大团队、大学等“硬条件”方面发力外，更为关键是能够促进这些创新要素高效发挥作用的“科研体制机制”供给。
可以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制度独特、区位独特等优势，在创新法制环境、新技术培育、新产品应用、开放创新等方面，选择一些城市或特定区域，开展探索和试验，加快向粤港澳大湾区复制推广，全面激发整个湾区的科技创新动力、活力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