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的心脏地带——中环的繁华喧嚣中抽身，穿越密布的摩天大楼和迷离的霓虹灯光，一路向北行进，穿过九龙直至新界的深处，你将发现一个隐藏于都市边缘的“世外桃源”——莲麻坑村。

对于初次踏入这片土地的旅人而言，或许会感到惊讶，在“东方之珠”的北方一隅，竟存在着这样一片仿佛被时光遗忘的静谧村落。这里散布着几十幢简朴而温馨的小楼，它们静静地守候着岁月的流转，构成了一幅远离尘嚣的田园画卷。

尽管莲麻坑村以其自然美景著称，但对于外界而言，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却远不止于此；更在于那些埋藏在历史长河中的神秘往事。为何这里会与一位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紧密相连？它与孙中山之间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渊源？为什么人们会说香港是孙中山思想起源地？随着《香港寻踪》系列第二集“革命之路”的展开，我们将一步步揭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面纱，探索背后隐藏的答案。

他是新界原居民贡献最大的辛亥革命元老

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莲麻坑村，坐落在打鼓岭和沙头角之间，邻近深圳河，北有梧桐山，西有黄茅坑山，南有塘肚山、禾径山，西南方是红花岭，东北面还有莲麻坑矿山，重山环抱，隐于翠绿之间。

村中绝大部分村民姓叶，有少数姓刘、官、冼的村民，这里是一条古老客家村，许多中国传统习俗在莲麻坑村被完整保存下来，如“春秋二祭”及“叶法诸公崇拜”。“在莲麻坑村民手中，至今还保留着数种清朝和民国期间的手抄本‘帖式’，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拜神、祭祖、节庆、婚嫁、丧葬、求雨、械斗等等。形式多种多样，除了应用文，还有对联、诗歌等，这是十分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蜀永对GDToday记者说。他曾参与了香港有史以来第一部村志《莲麻坑村志》的主编工作。

1898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1899年签订的《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中，深圳河成为中英管辖的分界线，河两岸的土地和村庄也被一分为二。但当时《两广总督谭钟麟暨广东巡抚鹿传霖布告》及香港总督卜力布告等显示，“仍准两国人民往来”。实际上，从1899年沙头角勘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深港边界从未设任何哨卡。深圳河边境村庄居民自由往来，无论是垦荒种地，下海捕鱼，还是探亲访友、赶墟买卖，两地联系从未间断。

1949年6月起，港英政府在新界边界地区实行夜禁。1951年5月25日，再扩大夜禁区域。同年6月15日，又颁布《1951年边界封锁区命令》，宣布在新界边界地区实行封锁，进入或逗留在封锁区内者，必须持有港府发给的“派司”（通行证）。从1949年至今，莲麻坑村一直在禁区范围内。

为加强边防管理，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公安部门宣布实行边境管理，往来旅客须凭公安部机关签发的《出入境通行证》通行。据统计，1954年深圳河以北的宝安县（今深圳市）的15条自然村，在香港新界拥有土地4006.99亩；香港新界12条自然村154户人，在宝安有土地489.39亩。1977年宝安县在香港新界土地种植水稻448亩、蔬菜245亩、鱼塘320亩。双方村民凭证经“耕作口”在对方耕种。当地也因此流传着一首诗：这边耙田那边挑秧，那边割禾这边晒粮。这村鸡鸣那村天亮，长岭炒菜莲麻坑香……

“你们看到的这条桥，就是国际桥，连接我们莲麻坑及对岸深圳的长岭村，两边都设有口岸。过去，两边的村民只要持有过境耕作证，就能通过这条‘国际桥’来往两地耕种。村民习惯叫对面的长岭为‘长命’，所以这条桥又名长命桥。”莲麻坑村村长叶华清告诉GDToday记者，直到2016年，香港特区政府宣布部分开放边界地区，其中包括莲麻坑村。但进出村庄的唯一交通要道“莲麻坑路”的最后一段，却依旧被划在禁区范围之内。“没有‘禁区纸’，仍然难以进入我们村。”

河对岸的深圳，已然沧海桑田，莲麻坑仍然仿佛与世隔绝。站在位于村内的白虎山山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反差。往北一望，高楼大厦排列成行。人流如织，口音交杂，一派烟火气十足的城市场景。转头往南，则是另一番幽静的乡村景象，仿佛深圳和香港的都市繁华都与这里无关。

“莲麻坑村看起来与世隔绝，但是村民却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革命事业和反抗外来侵略，做出过重要贡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叶定仕先生，他是新界原居民中贡献最大的辛亥革命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曾担任中国同盟会暹罗（泰国）分会会长。”刘蜀永说告诉记者，1895年，16岁的叶定仕被“卖猪仔”到暹罗曼谷做裁缝，凭着勤劳、聪慧和一口流利的泰语及交际能力，得到暹罗王室一位公主青睐。1905年，他与公主结婚后，结识了暹罗许多达官商贾，承包了暹罗陆军军服的生产，成为当地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侨领之一。

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发起的民主革命风起云涌。1907年，中国同盟会暹罗分会在孙中山亲自主盟下成立，叶定仕等18人成为第一批会员，不久之后，叶定仕被推选为会长。

从此，叶定仕奔走在家乡和暹罗之间，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暹罗开办“振兴书报社”作为联络华侨、宣传革命的阵地。1910年，同盟会暹罗分会组织光复云南的武装起义，18名同志被当地警方查获逮捕。叶定仕利用政商资源全力营救，被捕同志悉数脱险。但是他自己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暹罗政府撤销军服生产承包权。叶定仕矢志不移，不惜倾家荡产支持革命。孙中山先生在南方领导十次武装起义，暹罗华侨捐款数额最大，叶定仕功不可没。

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叶定仕通过振兴书报社动员了超过300名暹罗华人回国，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广西军政府授予叶定仕二等勋章，表彰他对革命的重大贡献。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却未能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

面对这样的局面，叶定仕继续追随孙中山的步伐，积极参与到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斗争中。遗憾的是，1915年的“倒袁运动”未能取得胜利，叶定仕也成为了广东地方当局通缉的对象。为躲避追捕，他不得不回到香港莲麻坑的老家寻求庇护。

即便如此，叶定仕对于国家未来的思考从未停止。1935年，他起草了一份名为《振兴中华实业计划》的文件，并成功获得了东南亚多个华侨社团的支持。次年，他亲赴南京向国民政府呈递这份计划书。然而，国民党高层对此反应冷淡，仅象征性地发放了一笔养老金后便让他返回家乡。1943年，贫病交加的叶定仕先生在莲麻坑村家中逝世。

“这里就是叶定仕故居，是香港罕有与辛亥革命有关的历史建筑，于2009年被港府订为法定古迹。”顺着村长叶华清手指的方向，一座白色骑楼式建筑映入眼帘。叶华清说，因敬仰孙中山，叶定仕1908年回莲麻坑村时，便参照中山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的外观，斥资修建了这座两层三开间住宅。

“叶定仕当年散尽全部家财支持革命，晚年已经一贫如洗。他去世后，这座建筑也饱经风霜，日渐残旧。”叶华清说，1995年莲麻坑村曾向港英政府申请维修，“但当时他们不太愿意，指建筑不够一百年，不能算是古迹”，仅拨出约38万港币作基本修葺用途。

香港回归祖国后，莲麻坑村再尝试申请修复，终获特区政府批准，并于2009年刊宪，将其提升为法定古迹展开全面修复工程。2011年，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叶定仕故居重新开放，同时，在故居前的空地上，也竖立了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使得整座建筑更加具有历史的庄严感和沧桑感。

“故居得以保留，一方面是要感谢莲麻坑村多年的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父亲叶瑞山常年奔走世界多地，寻找爷爷的资料，帮助这座建筑最终获认可为法定古迹。”看着修葺一新的故居，叶定仕的孙子叶毅感慨万千。他告诉我们，当年关于叶定仕及其与同盟会的大部分资料已遗失及被掠走。1983年起，叶瑞山奔走曼谷、台湾等地，搜集有关叶定仕参与革命的资料，逐一拼凑还原了他们的家族史及叶定仕的事迹。其中大部分弥足珍贵的史料，均记录在今天叶定仕故居当中。

叶定仕为革命散尽家财，壮志未酬，但是他点燃的革命星火却在莲麻坑成燎原之势。在革命战争年代，村中子弟前赴后继，英才辈出。

“我的叔叔叶理山和父亲叶瑞山在20世纪40年代曾分别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叶毅相信，当年他的父亲东奔西跑搜寻史料，不仅是为了保留一栋建筑，“也许未来我的孙子对我爷爷或者孙中山先生的印象都不深了，但是只要他们回来莲麻坑看到故居，或多或少都能了解到一些当年那代人的光辉事迹，祖辈的精神和基因势必也能继续传下去。”

孙中山思想起源之地

香港与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本人都密不可分。从莲麻坑到港岛、九龙的一处处历史遗迹，所书写的均是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当年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而不断付出的艰辛历程。

17岁到26岁这9年，孙中山大部分时间在香港度过。这期间，他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策动推翻清廷的活动，并研究强国富民的方法。9年时间，也给香港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辛亥革命遗迹。

走在香港大学的校园，可以看到身穿唐装马褂的“孙中山”。这是以1923年孙中山访问港大时样貌为蓝本设计的孙中山先生铜像。“此次返香港，如返自己家乡一式，因为从前在香港大学读书，其教育是在本港得来。今日乘此时机，答覆各位一句。此句云何？即从前人人问我，你在何处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从香港得来。”1923年2月20日上午，在香港大学大礼堂，孙中山用英文向400多名听众发表题为《革命思想的诞生》的演说。现在，大礼堂已经改名为陆佑堂，仍然是香港大学举办重要活动的场所。

“自1841年开埠以来，香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中西交汇的商贸重镇。十九世纪晚期，香港已显露出现代城市的雏形。初到香港的孙中山，也被香港秩序井然、建筑宏美的近代化市政所震撼。”刘蜀永说，孙中山在香港期间，香港的城市规模不大，但汇聚中西文化，各种先进思潮在此碰撞。彼时的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习医，并结识了有强烈反清情绪的郑士良，其后又与多才的陈少白、杨鹤龄和尢列常常聚会，议论时政、探索救国方案。在香港学习期间，适逢中法战争爆发，孙中山亲历了香港工人反抗法国侵略中国在越南的权益、拒为法国军舰服务等爱国行为，让孙中山大受冲击。

1894年，孙中山赴天津，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提出改革意见。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李鸿章表示待打完仗再说。上书目的未达，孙中山对清政府失望至极，他决心抛弃医人生涯，转而从事医国事业，自此成为彻底的革命者。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远赴檀香山，在华侨中组织兴中会。次年一月，他回到香港，与同志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以及原辅仁文社的朋友，组织香港兴中会。兴中会首次亮出“振兴中华”的旗帜，明确建立共和制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已经具备了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兴中会香港总部成立后，孙中山便与陆皓东、杨衢云等人从各方面开始着手准备第一次武装起义，即1895年发动的广州起义。

“1895年至1905年这十年间，孙中山领导了两次起义，他的三民主义思想逐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的民主革命观。”刘蜀永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启蒙并成熟于香港，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完成了一个从革命者到革命领袖的蝶变。

史料记载，在孙中山领导的十次起义中，大多是在香港策划的。1906年5月17日，清朝两广总督周馥致电清廷外务部，称：孙中山现在香港居留，要求商请港英政府将其驱逐出境。该电文写道：“前接新加坡总领孙士鼎电，探闻孙文有回华作乱之谣。”“现访闻孙文改洋装，住香港公益报馆。又有同党邓子瑜住香港旅安祥客栈。前获逆党陈纯供，邓子瑜为孙文管外事，现闻招集香港匪徒，入内地勾引乱民滋乱。”“务求大部速密电英使，转电英政府，饬港督速将二逆逐出。”电文所指同盟会要员邓子瑜在港活动的情形，准确道出孙中山部署邓子瑜等人在1907年举行惠州七女湖起义的消息。

当时，香港虽然是一个英国人统治下的中国人社会，但香港人始终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同情和支持革命；他们更希望革命成功，渴望祖国富强，使他们可以早日摆脱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因此，香港的知识界精英分子，以及爱国青年、商人纷纷出钱出力，投身到革命之中。

现今香港的大街小巷，处处留下孙中山的历史足迹。1996年，香港初次设立“孙中山史迹径”，把孙中山学习和从事革命工作的地点串起来，方便游人游览。沿途设立了纪念牌、资料牌，并放上旧街道照片。史迹径并非单一的一条道路，而是由许多条街道连接而成，沿途经过15个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的地点，包括香港大学、拔萃书室、同盟会招待所、中国日报馆等。

“南方大港”与粤港澳大湾区不谋而合

事实上，包括香港在内，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无不与孙中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山，是孙中山的出生地，是他的故乡；澳门，是孙中山从学校走进社会从医的地方；广州，是孙中山革命的圣地；东莞曾经是孙中山家族的祖居地；珠海在孙中山时代同属香山县，与孙中山的关系极深；孙中山曾三次莅临肇庆谋划革命；深圳、佛山、江门，都有许多华侨华人追随孙中山革命……大湾区11个城市都有着众多的孙中山文化遗存，与孙中山有着无数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而孙中山本人在其《建国方略》提出的“南方大港”计划，也与百年后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谋而合。19世纪末，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宏篇中写道：“第三计划主要之点，为建设一南方大港，以完成国际发展计划篇首所称中国之三头等海港。吾人之南方大港，当然为广州。”他还写道：“新建之广州市，应跨有黄埔与佛山。”他计划建设的“南方大港”港址，就选择在广州市东南珠江河段的虎门至黄埔深水湾一带。当中还分析了将广州港改良成世界级港口后，会对香港的港口业务带来影响，但强调“必有他途为香港之利”，相信广州与香港可“仍各繁荣非常”。

在那个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军阀混战，列强欺压，封建保守势力仍未完全根除，孙中山的一切建设发展计划都只能停留于纸面。百年之后，这个伟大的梦想已成为现实……

2023年10月30日，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明确北部都会区发展愿景、区域规划、主要建设项目等，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按下了“快进键”。“北部都会区覆盖由西至东的深港口岸经济带及更纵深的腹地，所以我们莲麻坑村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尽早解除村前那条路的禁区限制，打通与外界连通的‘最后一公里’，让村民享受到港深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红利。我们也希望大湾区的游客，特别是年轻人都来村里看看，铭记历史文脉络，传承辛亥革命遗产。”叶华清眺望着远处的深圳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