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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寻踪》革命之路|香港这条隐世村落,如何推动辛亥革命进程?

发布时间:2024年10月12日 文章来源:GDToday 作者: 点击数: 字号:

从香港的心脏地带——中环的繁华喧嚣中抽身,穿越密布的摩天大楼和迷离的霓虹灯光,一路向北行进,穿过九龙直至新界的深处,你将发现一个隐藏于都市边缘的“世外桃源”——莲麻坑村。

对于初次踏入这片土地的旅人而言,或许会感到惊讶,在“东方之珠”的北方一隅,竟存在着这样一片仿佛被时光遗忘的静谧村落。这里散布着几十幢简朴而温馨的小楼,它们静静地守候着岁月的流转,构成了一幅远离尘嚣的田园画卷。

尽管莲麻坑村以其自然美景著称,但对于外界而言,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却远不止于此;更在于那些埋藏在历史长河中的神秘往事。为何这里会与一位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紧密相连?它与孙中山之间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渊源?为什么人们会说香港是孙中山思想起源地?随着《香港寻踪》系列第二集“革命之路”的展开,我们将一步步揭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面纱,探索背后隐藏的答案。

他是新界原居民贡献最大的辛亥革命元老

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莲麻坑村,坐落在打鼓岭和沙头角之间,邻近深圳河,北有梧桐山,西有黄茅坑山,南有塘肚山、禾径山,西南方是红花岭,东北面还有莲麻坑矿山,重山环抱,隐于翠绿之间。

村中绝大部分村民姓叶,有少数姓刘、官、冼的村民,这里是一条古老客家村,许多中国传统习俗在莲麻坑村被完整保存下来,如“春秋二祭”及“叶法诸公崇拜”。“在莲麻坑村民手中,至今还保留着数种清朝和民国期间的手抄本‘帖式’,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拜神、祭祖、节庆、婚嫁、丧葬、求雨、械斗等等。形式多种多样,除了应用文,还有对联、诗歌等,这是十分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蜀永对GDToday记者说。他曾参与了香港有史以来第一部村志《莲麻坑村志》的主编工作。

1898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1899年签订的《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中,深圳河成为中英管辖的分界线,河两岸的土地和村庄也被一分为二。但当时《两广总督谭钟麟暨广东巡抚鹿传霖布告》及香港总督卜力布告等显示,“仍准两国人民往来”。实际上,从1899年沙头角勘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深港边界从未设任何哨卡。深圳河边境村庄居民自由往来,无论是垦荒种地,下海捕鱼,还是探亲访友、赶墟买卖,两地联系从未间断。

1949年6月起,港英政府在新界边界地区实行夜禁。1951年5月25日,再扩大夜禁区域。同年6月15日,又颁布《1951年边界封锁区命令》,宣布在新界边界地区实行封锁,进入或逗留在封锁区内者,必须持有港府发给的“派司”(通行证)。从1949年至今,莲麻坑村一直在禁区范围内。

为加强边防管理,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公安部门宣布实行边境管理,往来旅客须凭公安部机关签发的《出入境通行证》通行。据统计,1954年深圳河以北的宝安县(今深圳市)的15条自然村,在香港新界拥有土地4006.99亩;香港新界12条自然村154户人,在宝安有土地489.39亩。1977年宝安县在香港新界土地种植水稻448亩、蔬菜245亩、鱼塘320亩。双方村民凭证经“耕作口”在对方耕种。当地也因此流传着一首诗:这边耙田那边挑秧,那边割禾这边晒粮。这村鸡鸣那村天亮,长岭炒菜莲麻坑香……

“你们看到的这条桥,就是国际桥,连接我们莲麻坑及对岸深圳的长岭村,两边都设有口岸。过去,两边的村民只要持有过境耕作证,就能通过这条‘国际桥’来往两地耕种。村民习惯叫对面的长岭为‘长命’,所以这条桥又名长命桥。”莲麻坑村村长叶华清告诉GDToday记者,直到2016年,香港特区政府宣布部分开放边界地区,其中包括莲麻坑村。但进出村庄的唯一交通要道“莲麻坑路”的最后一段,却依旧被划在禁区范围之内。“没有‘禁区纸’,仍然难以进入我们村。”

河对岸的深圳,已然沧海桑田,莲麻坑仍然仿佛与世隔绝。站在位于村内的白虎山山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反差。往北一望,高楼大厦排列成行。人流如织,口音交杂,一派烟火气十足的城市场景。转头往南,则是另一番幽静的乡村景象,仿佛深圳和香港的都市繁华都与这里无关。

“莲麻坑村看起来与世隔绝,但是村民却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革命事业和反抗外来侵略,做出过重要贡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叶定仕先生,他是新界原居民中贡献最大的辛亥革命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曾担任中国同盟会暹罗(泰国)分会会长。”刘蜀永说告诉记者,1895年,16岁的叶定仕被“卖猪仔”到暹罗曼谷做裁缝,凭着勤劳、聪慧和一口流利的泰语及交际能力,得到暹罗王室一位公主青睐。1905年,他与公主结婚后,结识了暹罗许多达官商贾,承包了暹罗陆军军服的生产,成为当地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侨领之一。

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发起的民主革命风起云涌。1907年,中国同盟会暹罗分会在孙中山亲自主盟下成立,叶定仕等18人成为第一批会员,不久之后,叶定仕被推选为会长。

从此,叶定仕奔走在家乡和暹罗之间,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暹罗开办“振兴书报社”作为联络华侨、宣传革命的阵地。1910年,同盟会暹罗分会组织光复云南的武装起义,18名同志被当地警方查获逮捕。叶定仕利用政商资源全力营救,被捕同志悉数脱险。但是他自己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暹罗政府撤销军服生产承包权。叶定仕矢志不移,不惜倾家荡产支持革命。孙中山先生在南方领导十次武装起义,暹罗华侨捐款数额最大,叶定仕功不可没。

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叶定仕通过振兴书报社动员了超过300名暹罗华人回国,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广西军政府授予叶定仕二等勋章,表彰他对革命的重大贡献。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却未能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

面对这样的局面,叶定仕继续追随孙中山的步伐,积极参与到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斗争中。遗憾的是,1915年的“倒袁运动”未能取得胜利,叶定仕也成为了广东地方当局通缉的对象。为躲避追捕,他不得不回到香港莲麻坑的老家寻求庇护。

即便如此,叶定仕对于国家未来的思考从未停止。1935年,他起草了一份名为《振兴中华实业计划》的文件,并成功获得了东南亚多个华侨社团的支持。次年,他亲赴南京向国民政府呈递这份计划书。然而,国民党高层对此反应冷淡,仅象征性地发放了一笔养老金后便让他返回家乡。1943年,贫病交加的叶定仕先生在莲麻坑村家中逝世。

“这里就是叶定仕故居,是香港罕有与辛亥革命有关的历史建筑,于2009年被港府订为法定古迹。”顺着村长叶华清手指的方向,一座白色骑楼式建筑映入眼帘。叶华清说,因敬仰孙中山,叶定仕1908年回莲麻坑村时,便参照中山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的外观,斥资修建了这座两层三开间住宅。

“叶定仕当年散尽全部家财支持革命,晚年已经一贫如洗。他去世后,这座建筑也饱经风霜,日渐残旧。”叶华清说,1995年莲麻坑村曾向港英政府申请维修,“但当时他们不太愿意,指建筑不够一百年,不能算是古迹”,仅拨出约38万港币作基本修葺用途。

香港回归祖国后,莲麻坑村再尝试申请修复,终获特区政府批准,并于2009年刊宪,将其提升为法定古迹展开全面修复工程。2011年,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叶定仕故居重新开放,同时,在故居前的空地上,也竖立了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使得整座建筑更加具有历史的庄严感和沧桑感。

“故居得以保留,一方面是要感谢莲麻坑村多年的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父亲叶瑞山常年奔走世界多地,寻找爷爷的资料,帮助这座建筑最终获认可为法定古迹。”看着修葺一新的故居,叶定仕的孙子叶毅感慨万千。他告诉我们,当年关于叶定仕及其与同盟会的大部分资料已遗失及被掠走。1983年起,叶瑞山奔走曼谷、台湾等地,搜集有关叶定仕参与革命的资料,逐一拼凑还原了他们的家族史及叶定仕的事迹。其中大部分弥足珍贵的史料,均记录在今天叶定仕故居当中。

叶定仕为革命散尽家财,壮志未酬,但是他点燃的革命星火却在莲麻坑成燎原之势。在革命战争年代,村中子弟前赴后继,英才辈出。

“我的叔叔叶理山和父亲叶瑞山在20世纪40年代曾分别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叶毅相信,当年他的父亲东奔西跑搜寻史料,不仅是为了保留一栋建筑,“也许未来我的孙子对我爷爷或者孙中山先生的印象都不深了,但是只要他们回来莲麻坑看到故居,或多或少都能了解到一些当年那代人的光辉事迹,祖辈的精神和基因势必也能继续传下去。”

孙中山思想起源之地

香港与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本人都密不可分。从莲麻坑到港岛、九龙的一处处历史遗迹,所书写的均是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当年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而不断付出的艰辛历程。

17岁到26岁这9年,孙中山大部分时间在香港度过。这期间,他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策动推翻清廷的活动,并研究强国富民的方法。9年时间,也给香港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辛亥革命遗迹。

走在香港大学的校园,可以看到身穿唐装马褂的“孙中山”。这是以1923年孙中山访问港大时样貌为蓝本设计的孙中山先生铜像。“此次返香港,如返自己家乡一式,因为从前在香港大学读书,其教育是在本港得来。今日乘此时机,答覆各位一句。此句云何?即从前人人问我,你在何处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从香港得来。”1923年2月20日上午,在香港大学大礼堂,孙中山用英文向400多名听众发表题为《革命思想的诞生》的演说。现在,大礼堂已经改名为陆佑堂,仍然是香港大学举办重要活动的场所。

“自1841年开埠以来,香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中西交汇的商贸重镇。十九世纪晚期,香港已显露出现代城市的雏形。初到香港的孙中山,也被香港秩序井然、建筑宏美的近代化市政所震撼。”刘蜀永说,孙中山在香港期间,香港的城市规模不大,但汇聚中西文化,各种先进思潮在此碰撞。彼时的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习医,并结识了有强烈反清情绪的郑士良,其后又与多才的陈少白、杨鹤龄和尢列常常聚会,议论时政、探索救国方案。在香港学习期间,适逢中法战争爆发,孙中山亲历了香港工人反抗法国侵略中国在越南的权益、拒为法国军舰服务等爱国行为,让孙中山大受冲击。

1894年,孙中山赴天津,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提出改革意见。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李鸿章表示待打完仗再说。上书目的未达,孙中山对清政府失望至极,他决心抛弃医人生涯,转而从事医国事业,自此成为彻底的革命者。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远赴檀香山,在华侨中组织兴中会。次年一月,他回到香港,与同志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以及原辅仁文社的朋友,组织香港兴中会。兴中会首次亮出“振兴中华”的旗帜,明确建立共和制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已经具备了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兴中会香港总部成立后,孙中山便与陆皓东、杨衢云等人从各方面开始着手准备第一次武装起义,即1895年发动的广州起义。

“1895年至1905年这十年间,孙中山领导了两次起义,他的三民主义思想逐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的民主革命观。”刘蜀永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启蒙并成熟于香港,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完成了一个从革命者到革命领袖的蝶变。

史料记载,在孙中山领导的十次起义中,大多是在香港策划的。1906年5月17日,清朝两广总督周馥致电清廷外务部,称:孙中山现在香港居留,要求商请港英政府将其驱逐出境。该电文写道:“前接新加坡总领孙士鼎电,探闻孙文有回华作乱之谣。”“现访闻孙文改洋装,住香港公益报馆。又有同党邓子瑜住香港旅安祥客栈。前获逆党陈纯供,邓子瑜为孙文管外事,现闻招集香港匪徒,入内地勾引乱民滋乱。”“务求大部速密电英使,转电英政府,饬港督速将二逆逐出。”电文所指同盟会要员邓子瑜在港活动的情形,准确道出孙中山部署邓子瑜等人在1907年举行惠州七女湖起义的消息。

当时,香港虽然是一个英国人统治下的中国人社会,但香港人始终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同情和支持革命;他们更希望革命成功,渴望祖国富强,使他们可以早日摆脱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因此,香港的知识界精英分子,以及爱国青年、商人纷纷出钱出力,投身到革命之中。

现今香港的大街小巷,处处留下孙中山的历史足迹。1996年,香港初次设立“孙中山史迹径”,把孙中山学习和从事革命工作的地点串起来,方便游人游览。沿途设立了纪念牌、资料牌,并放上旧街道照片。史迹径并非单一的一条道路,而是由许多条街道连接而成,沿途经过15个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的地点,包括香港大学、拔萃书室、同盟会招待所、中国日报馆等。

“南方大港”与粤港澳大湾区不谋而合

事实上,包括香港在内,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无不与孙中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山,是孙中山的出生地,是他的故乡;澳门,是孙中山从学校走进社会从医的地方;广州,是孙中山革命的圣地;东莞曾经是孙中山家族的祖居地;珠海在孙中山时代同属香山县,与孙中山的关系极深;孙中山曾三次莅临肇庆谋划革命;深圳、佛山、江门,都有许多华侨华人追随孙中山革命……大湾区11个城市都有着众多的孙中山文化遗存,与孙中山有着无数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而孙中山本人在其《建国方略》提出的“南方大港”计划,也与百年后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谋而合。19世纪末,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宏篇中写道:“第三计划主要之点,为建设一南方大港,以完成国际发展计划篇首所称中国之三头等海港。吾人之南方大港,当然为广州。”他还写道:“新建之广州市,应跨有黄埔与佛山。”他计划建设的“南方大港”港址,就选择在广州市东南珠江河段的虎门至黄埔深水湾一带。当中还分析了将广州港改良成世界级港口后,会对香港的港口业务带来影响,但强调“必有他途为香港之利”,相信广州与香港可“仍各繁荣非常”。

在那个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军阀混战,列强欺压,封建保守势力仍未完全根除,孙中山的一切建设发展计划都只能停留于纸面。百年之后,这个伟大的梦想已成为现实……

2023年10月30日,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明确北部都会区发展愿景、区域规划、主要建设项目等,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按下了“快进键”。“北部都会区覆盖由西至东的深港口岸经济带及更纵深的腹地,所以我们莲麻坑村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尽早解除村前那条路的禁区限制,打通与外界连通的‘最后一公里’,让村民享受到港深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红利。我们也希望大湾区的游客,特别是年轻人都来村里看看,铭记历史文脉络,传承辛亥革命遗产。”叶华清眺望着远处的深圳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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