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新时代新征程，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有哪些新要求？应该如何做？

12月7日，以“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第十二届南方智库论坛在横琴举行。国内多位知名专家参加，线上线下分享交流经验，从各自领域出发，为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贡献智慧与力量。

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安全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持续上升。“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短期我们可以靠宏观政策的‘组合拳’解决一些问题，逐步走出困境；但从中长期看，要实现高质量增长，我们必须向改革要动力，用市场化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说。

彭森。

他认为，展望未来，中国改革特别是市场化改革仍将是我们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推动中国经济加速复苏、稳定增长的关键一招。“不论是从问题导向还是目标导向来确定改革任务，要素市场化改革都是市场化改革最关键性、最基础性的任务。”彭森建议，针对我国要素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范围有限的现实，要加快将一些领域中的要素配置尽快由非市场决定转向市场决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各类要素的价格由市场决定，保证各类要素充分的流动性和竞争性，全面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军扩。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也关注到，近年来，因疫情冲击、国际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和发展信心受到一定影响。他认为，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要紧紧围绕巩固经济回升势头，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突出重点问题，回应社会关切，力求取得实质性进展。“其实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不需要太多特殊支持或优惠政策，而是更需要一个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因此要切实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切实稳定民营企业预期，提升民营企业信心。”他说。

王洪章。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明确提出，要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方向，是金融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建设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洪章认为，改革应注重经济结构调整，要提升实体经济质效，同时要守住金融安全底线。他建议，要丰富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完善绿色金融服务机制，扩展普惠金融深度广度，发展养老金融，推动数字金融加快发展，通过做好这“五篇大文章”，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郭万达。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被赋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大使命。“近年来深圳以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为总牵引，在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改革开放、城市建设和生态文明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探索形成了符合深圳实际的‘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先进制造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基本路径，对于其他地区具有启示意义。”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对标全球先进城市，深圳仍需进一步深化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打造跨区域战略产业集群，构建区域合作新格局，建设优质生活圈，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更高水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实现内部互相开放和向国际开放，以高水平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应对内外挑战，必须用好改革开放法宝，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开放则兴、封闭则衰，这是世界的经验，更是我国的经验。因此我们要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努力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最近中国对部分国家实施入境15天免签政策，就是一种非常主动开放的姿态。”张军扩说，在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环境更加复杂，挑战与困难也显著增多，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扩大对外开放。

李君如。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李君如也表示，新时代对改革开放提出的其中一个新要求，就是强调制度型开放的创新性，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其中一个硬仗就是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对我们包括沿海开放地区都是新的挑战。但只有坚持制度创新，才能营造更能够吸引外资的健康的营商环境。”他说。

郑永年。

“以制度型开放融入世界经济，无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做视频主旨演讲时指出，高水平开放涵盖内部互相开放和向国际开放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的开放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互相强化；能够实现两个层面的开放的，便是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的制度型开放。

在内部开放方面，他认为，国内的规则规制一定要统一，这样才能保障区域、省份、城市之间的互相开放。在对外开放方面，他指出，在今天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果要对外实行第三次开放，就必须实行单边开放。“简单来说，单边开放可以利用资本逻辑、科技逻辑和市场逻辑来克服西方反华力量的政治和行政逻辑；而对于其他的周边国家如东南亚国家，我们更需要单边开放，例如把中国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延伸到东南亚国家，这产生的是一种共赢经济。在地国家有了就业、税收，他们就会欢迎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中国企业也可以利用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和资源。”郑永年说。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迟福林在视频演讲时表示，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稳定并强化与东盟经贸合作，事关我国高水平开放全局，也将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广东仍需要率先全国实现向东盟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突破，打造我国向东盟高水平开放新前沿。”

迟福林表示，目前，东盟正加快由地区合作中心向增长中心的转变，也将对广东的制造业、数字经济产生更大需求。他建议，广东要对东盟主动开放商品市场、制造市场、投资市场、劳务市场，增强东盟开展与广东合作的积极性与吸引力。“以稳定并强化中国-东盟产业链供应链为导向，以制造业合作为重点，以‘先易后难、尽快拓展’为主要策略，广东有条件在未来3—5年实现向东盟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突破。”迟福林表示，广东对东盟的高水平开放，不仅将带动形成大湾区高水平融合发展新格局，也将形成新阶段广东高水平开放新优势。

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教授刘伟作视频主旨演讲时提到，要通过由产业路径依赖向产业协同创新的转变，来推动建设全方位、高质量、动态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发展呈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现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指向产业协同创新的路径。创新是帮助传统产业摆脱路径依赖，稳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实现高技术制造业解锁的关键举措；在促进国内循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4个环节有机衔接的同时，要将各个环节放置于高水平开放的大环境中，以创新强劲驱动，让跨国企业继续将产业链加工厂留在中国，建立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引力场。”

本届论坛由广东省社科联、广东省社科院、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共广东省委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委员会、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论坛还安排有“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革”“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等5个分论坛和圆桌论坛。